[摘抄]陕西刘诚: 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似乎非常明白这样的道理：要想从根本上摆脱神性的统治，不能指望跟神讲理，再没有比将神作废更简单、更容易、也更快捷有效的了；同理，如果断定不能在一场比赛里取胜，与其跟裁判再三求情，再没有比从根本上将这场比赛完全取消来得更便捷、更有效、也更大快人心的了。的确如此；可是我们担心，将神作废和取消比赛，得到的未必就是预期中的天堂。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没有代价，——在但丁的《神曲》里，天堂和炼狱都有人把守，惟有地狱的门完全敞开，没有人收取门票。新诗不是某种时髦“主义”的人质！每一个期望着在这个年代建立诗歌荣耀的人，必以自己的血浇灌它、以全部的人格力量支持它，才有可能取得价值！事实上，我们正在这样做！我们不准备继续沉默，不准备把言说的权利轻易让渡！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我们固然无意于阻止别人下地狱，但是，作为新时期诗歌运动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们对神圣的诗歌负有责任，不允许有人在自己下地狱的时候也拉上中国诗歌、甚至全部人类,——当我们站在世纪初眺望未来年代中国诗歌灿烂黎明的时候，这样的心情甚至更加迫切！
价值：人类超级免疫系统 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也经历过无数次自然灾害，在这些大破坏中，人类的家园曾一次次沦为废墟。可是我们发现，就在这样的废墟之上，生活却能一次又一次得到重建。
任何民族的强大都是文化的强大；任何民族的衰落，也一定是文化的衰落，正是文化的这种克隆的作用，使任何生活的副本都保持了与正本一样的有效性、同构性和外观的相似性。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解构的刀锋对准了价值。中国后现代主义所要做的，乃是要将那个使生活得以延续的价值系统全面颠覆，从而将人类抵抗外界侵袭的根本能力彻底摧毁。这一招可是够阴、够损的，令人想起从内部摧毁人类免疫系统、最终导致人类百病齐发而死、且极具传染性的艾滋病毒。
周伦佑与反价值 早在周伦佑于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之交写下《反价值：对既有文化观念的价值解构》一文的时候，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开始正式登场了。这是中国诗歌里最早、也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是一篇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总宣言。为中国诗歌预见了一个陌生时代的到来。
后现代主义在国内诗歌写作里的实践始自非非主义 作为继朦胧诗之后兴起的一种诗歌流派，在“非非诗派”广受注目的同时，周伦佑理所当然地成为明星，居然被新近的一篇文章推为“当代诗歌大师”。周伦佑的诗《自由方块》《十三级台阶》。而论，在炫目的外观下面，仅仅是对于真善美等终极价值的剥离和虚置，呈现出某种废话现象。这种诗歌呈现出美与思想的分离，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向了突出的位置，空有绚丽的外观而没有什么思想意蕴，在艺术上的开启作用是：诗歌的美可以与思想意蕴和精神的寄托分开，诗可以成为一种没有任何意义附加的形式游戏，没有意义就是意义，没有寄托就是寄托。这里大约已经隐含了“诗到语言为止”的意思，只是没有明说，但看来不过到此为止，这些诗歌还谈不上“反价值”。
这是典型的中国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它那有力的十六个短杠，就像十六支匕首和短枪同时指向四面八方，恰到好处地象征了“非非”与世界尖锐对立、绝不妥协的反叛风貌，让我们联想到那个象征纳粹在每一个向度上都所向无敌的带钩“万”字符——“ ”。“非非”既然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看守下把魔瓶打开了，封存其中的“反”字牌魔鬼纷纷出笼，也不足为怪了，因为路是“非非主义”早就给铺好的。这些年中国诗歌界最流行的语辞就是：反文化，反崇高，反神圣，反传统，反权威、反等级、反诗、反小说、反艺术、反宏大叙事、非中心、非深度，这些东西都可以看作是 “非非”的另类表达和自然延伸，且呈无限增殖分裂状态。可真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反”了的时代，凡新人出台，无不以“反”字当头；攻城掠地，无不以“反”字开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颠覆”，还有一个词，叫作“解构”。中国后现代主义声称，就是要用诗歌写作的实践，去“解构”传统，把那些貌似神圣的庞然大物一个个打回原形，让意义和价值都“消解”在一片无意义的状态之中，就像固体消解于水，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虚妄，本来就不存在。
如此看来，对于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们而言，中国当代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实践，不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诗歌里的重演。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革命 不过这一次革命，不是政治经济领域里的，而是诗歌领域里的。说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主体看，操作“革命”的恰恰是文化上的“无产阶级”。
后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文学里成绩最大也许并不在诗歌，而是以“痞子文学”著称的王朔小说，还有以“露阴癖”和“窥阴癖”为主要指标的“身体写作”。
后现代主义诗人从不问时代真正缺少什么、需要什么，——他们说：我们是时代的儿子，因为时代向下，我们所以向下；因为时代淫荡，我们所以淫荡；因为时代垃圾，我们所以垃圾。你听听，还挺理直气壮的呢！就像一些振振有辞的怨妇，他们不知道历史上，凡伟大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是代表着时代的正面力量出场，——在他们那里，时代的堕落，不但不能成为诗人堕落的理由，反而成为诗人守身如玉的最高律令！
朦胧诗主将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曾代表一个时代喊出强音：“我不相信！”北岛显然是针对伪价值有感而发，到日常主义这里，连真价值也“我不相信”了。日常主义心仪的人只有一个“自己”，可是这个“自己”是被矮化的，被七情六欲层层捆绑的，什么民族国家人类这些大词及其终极关怀统统没有。
中国诗歌精神长城的第一个缺口就是从这里被打开的！这个被大大矮化的自我，既不敢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不敢面对中国的思想现实，甚至不敢面对自己剧烈冲突、暗流涌动的灵魂现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容模糊躲躲闪闪，有滋有味地过着平庸的生活（如于坚《尚义街6号》里的抒情主人公），并不时为自己找到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棵避雨的树》等一批精彩的短诗。于坚为我们砌了一堵实心的“砖墙”，沉闷而缺张力，让人喘不过气来。长诗《0档案》为例，这首诗告诉我们，人间就是地狱，你一出生，一切都被这个世界规定，编码排序了。于坚的写作，客观上加剧了时代的下滑趋势。
解构化 指以“解构”的取向、用解构的小技巧速成的和批量炮制的诗歌。
这类诗干瘪、概念化，白开水煮萝卜，有些明显就是十足的反动口号，对神圣事物大泼污水，没有一点诗歌的美和意蕴，常常粗话入诗脏话入诗，活脱一泼皮无赖，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泼样。这类诗人有的就是日常化诗歌里的核心人物，比如韩东。韩东有一首名叫《有关大雁塔》的诗，诗里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志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⑹这首诗被不少论者引用，据说好就好在从诗歌里“消解”了“英雄”的概念，为诗歌排解了“英雄” 的毒素。
还有一首一再被人引用的诗名《车过黄河》，出自伊沙手笔，诗里只是说如何在车过黄河的时候向黄河撒尿。
色情化 以下半身诗歌为代表。兴起于二零零一年前后，这里有一首出自某女下半身诗人的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⑺——
哎 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
这不是做爱 这是钉钉子
噢 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
这不是做爱 这是扫黄或系鞋带
喔 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
这不是做爱 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 再舒服一些嘛
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现代主义的最后阶段，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新人产生，这个我们完全相信。现在一代新人已经出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播下龙种，却收割了跳蚤？
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由于大量农民的存在，个性解放尚属未完成式，人们误以为在中国，个性再怎样解放都远远不够。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人就是人，有人的限制，与神平起平坐，只能是人的幻想。人幻想一旦与神平起平坐，一切幸福都会自动到来，这个绝无可能。人是比不上神的；人顶多只能改变世界，而神却可以创造世界。
个性解放的极端境界，无非是一个大写的人，可是我们看到人的无限膨胀，其实也是人欲的极端膨胀，这种可以与神并立于天地间的人类欲望幻想，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
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大写的、充塞天地的、无法无天的人，当他达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和置身其中的世界的对立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与世界对立的结果，就是人与自然相互摊牌，直接导致人类与大自然的双双毁灭。
价值的反对者都是价值的破产者
后现代主义是以对现代主义最彻底的批判者粉墨登场的，可是事实上它并不是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批判者 对现代主义批判最早的是马克思，这批判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从现代主义生产方式入手，尖锐地发现了剩余价值，指出了在人本、理性、共同富裕的一大堆美好辞令下现代资本对产业工人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奴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的肮脏本性，他说：资本来到世上，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马克思对现代主义的有力批判，导致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但马克思没有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来看，他的批判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把现代主义叫作资本主义——一种资本运动导致财富快速增殖的生产与分配系统，没有看到现代主义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形态，也没有看到现代主义背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即主体人格的分裂）不能调合的尖锐对立，因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乌托邦的特点，不可能向这个世界给出一条正确的道路。⑼然而退一万步，即使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不是第一次。
第二次文学大批判是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蒸蒸日上的现代主义，怎么忽然弄出了一个法西斯主义。正如尼采所言，上帝已死；由于列宁十月革命的引领，共产主义运动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铁流所到之处，现代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被连根铲除，一种要求与富人平起平坐、平分天下、按新规则重新组织社会、配置资源、共享太平的革命运动正在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猛烈推进，到处成功，世界眼看红了大半，现代主义的传统地盘不断被吞食，成为一座座孤岛。战争结束了，世界却进入了以核威慑为标志的更具危险性的冷战时代。冷战的实质，是核保护下的两大势力集团两极对峙的脆弱平衡。
从经济方面看，人们第一次以这个文明“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眼光重新打量世界。资源是会枯竭的；文明的步伐终有一天会被强行中止，因为现代主义文明的每一点进步，无不以资源的巨大消耗为代价；环境是会让这样的发展给葬送的，线性的进步观遭到强烈质疑，在不同领域里都出现了反现代化、反技术主义的思潮。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结束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地位，开创了一个文学艺术的新时代。
从艺术形态看，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对现实痛心疾首、伤心至极、不再希望，因而它们的批判也就带上了更多精神病人的特征，作品里面充满了精神病患者破碎、怪诞的幻觉和梦游症患者含混的呓语。著名的《等待戈多》，现代主义名作《尤里西斯》，充满了互不连贯的生活片断，以及对无望的生活细节不厌其烦的细致描绘和支离破碎的模仿与戏拟，作品存在本身就给人一种绝望感和压抑感，让人难以卒读。马塞尔•普鲁斯特则躺卧病榻，沉湎于以完全放纵意识流动为特征的回忆（《追忆逝水年华》）。最为人称道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可谓入骨三分。在他的作品里，人变为甲虫，人对此虽有清醒意识、且不胜惊骇，而又无能为力（《变形记》）；一只老鼠因为老是担心遭到暗算、不得不到处搬家，整日处于惊恐之中，不知所终（《地洞》）；土地测量员K明明看见了在高处的“城堡”，而且是应城堡的召唤名正言顺、堂堂正正而来，但是可望而不可即，最终只能莫名其妙地留在“城堡”的外围，不得其门而入（《城堡》）。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艺术，充满了怪诞的人物，荒诞的事件，生活就是一系列荒诞和无意义事件的杂乱堆积。同时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离经叛道的绘画流派，最典型的当数现代派绘画大师马蒂斯和毕加索，尤其是后期的毕加索，绘画不再以美为己任，他画出了那么多像堆积木一样的立方体作品和其丑无比的分裂的人体，这样的绘画居然还到处受到推崇，被人看作引领绘画潮流的作品而大肆模仿⑽。建筑领域出现了许多以压抑和破碎感为特征的建筑造型。这些东西的出现，常常被冠以先锋和前卫的名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不留任何余地的。批判者倾向于从根本上否定人类生活。看了这些东西，最好的生存便是不生存，最好的生活就是不生活。人类没有得救的希望，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生活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碎片，被一种盲目的力量推动，极端丑陋，极端怪诞，极具爆炸性，而且不可预测，不知所终，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这就是现代主义文学对世界的指认。
第三次文学大批判是后现代主义 不过后现代主义更等而下之，它只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堕落的、最下贱的变种。后现代主义以资本本身的逻辑向资本发起进攻，以否定一切来否定现代主义。在文学上，它不仅没有、也不可能对近百年来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精神暴力进行任何清算，反而将这些破坏性因素全盘继承，并创造性地发扬光大，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劣质元素最坏一面的正宗传人。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所有的反抗都带上了末世论的色彩。它那种“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种种貌似激进的暴徒加痞子做派，表现出现代主义大滑坡到最后阶段的歇斯底里特征。
三次大批判都是批判，可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理想的批判，是以人类良知为惟一尺度的批判，因而是有力的、深刻的、理直气壮的和振振有辞的批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全世界的成功，是以一大批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宏篇巨制为标志的。
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不深刻，但却带上了绝望色彩，失去了理想的光芒，是歇斯底里的，疯狂的，阴暗的，没有任何希望的，它的批判指向对现代主义的全面否定和苛毒咒骂。它对生活的结论就是荒诞，不可知、不知所终。
后现代主义其实是最最劣等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是兽性极端膨胀的世界 。
几百年现代主义的进程，就是神性步步退缩、而兽性一步步做大的过程；现代主义的人虽然充满了世界，可他还幻想着能够与世界和平共处，幻想着在一个只剩下人的世界里，永恒享有物质文明的纸醉金迷和声色犬马，它在这样做的时候，还不时摆出一副上等人的姿态。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诞生，连人也“死”掉了，这是“上帝死了”以后一次最令人痛心的“死”掉，人变成了非理性的丑类，一点点美好的情操也没有了，世界将被后现代主义新人一次性消费。
几百年现代主义的进程，就是神性步步退缩、而兽性一步步做大的过程；现代主义的人虽然充满了世界，可他还幻想着能够与世界和平共处，幻想着在一个只剩下人的世界里，永恒享有物质文明的纸醉金迷和声色犬马，它在这样做的时候，还不时摆出一副上等人的姿态。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诞生，连人也“死”掉了，这是“上帝死了”以后一次最令人痛心的“死”掉，人变成了非理性的丑类，一点点美好的情操也没有了，世界将被后现代主义新人一次性消费。
尼采是被后现代主义误读很深的人物⑾ 后现代主义当然非常非常需要尼采的超人理论。什么是超人⑿？在他们看来，超人就超在不受任何约束、超在个性的极端张扬。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不是上帝真的死了，而是他想让上帝死，上帝死掉以后，才有他那个超人的空间，所以尼采不得已对上帝进行了哲学的技术处理。想一想，在上帝面前，怎么能有超人存在呢？超人岂不成为虚妄？尼采大声说：上帝死了，乃是为了让超人顺利出场，这是人向上帝的位置逼近的一种努力。“真的，我们总是被诱往高处——那缥缈云乡，”他说，“我们在其上安置我们的彩色玩偶，然后名之神和超人：——所有这些神和超人，它们诚然足够轻飘，与这底座相称！”⒀可是，它被误读。尼采一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认为尼采的哲学，尽管有不少可取的东西，但总体上只是一个病人在疯狂状态下的呓语，不足为训，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却因为被歪曲和利用而无限抬高⒁。
后现代主义对人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只是一次真正的浩劫，倾向于将一切打碎，而且拒绝重建。如果那些“造反有理”的理论，那些蹬鼻子上脸、到圣贤头上撒尿的行为，在以往的文化形态里是一种羞耻的话，在后现代的语境里不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鼓励，成为一种当代英雄的标志。后现代主义不过是无政府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感性上的快乐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的大杂烩，是一切劣等、人性渣滓混合打造而成的文化怪胎。
后现代主义对人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只是一次真正的浩劫，倾向于将一切打碎，而且拒绝重建。如果那些“造反有理”的理论，那些蹬鼻子上脸、到圣贤头上撒尿的行为，在以往的文化形态里是一种羞耻的话，在后现代的语境里不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鼓励，成为一种当代英雄的标志。后现代主义不过是无政府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感性上的快乐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的大杂烩，是一切劣等、人性渣滓混合打造而成的文化怪胎。
后现代主义的蔓延，正在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艺术氛围。一切社会运动的离心力量，都在这里团结起来。这种破坏性很强的理论，伴随着弱势文化的殖民心态，在“文革”结束后的精神废墟里乘虚而入，很快便将中国人弄得如坠五里雾中，再也找不到方向。
《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纲》梗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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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玛瑙，在我的胸前/ 象一颗红豆成熟了/ 我的胸脯散发着树脂的芳香/
我的双足象树根追踪着水/ 追踪着你的脚印// 红玛瑙，象一只火狐/ 在
爱的原野上奔跑/ 我的四季是这样美丽/ 没有人知道我变得/ 如此娇媚
伊蕾的《黑色乳房》旨在对女性躯体的赞美并对男权文明的窥视表示拒绝：
蹚着乐音，旋着舞裙来/ 黑色的乳房/ 从非洲遍布了亚洲/ 象风中
的椰子飘着幽香/ 每一个东方人感到口渴// 沾着露水吗，沾着草
叶吗/ 浑圆的小野兽/ 多可爱呀，它们这样疯疯癫癫
不过，这种美的展示必须“跑到深林密处/疯狂地跳呀，跳呀”，因为一旦“站在一望无际的平原”，就会一览无余地被窥视，失去了安全感和自由感，“两只黑色的乳房象长毛兔/在瞬间跑散”，美因窥视而消失。
女人的肉体，洁白的山峰，洁白的腿，
你以委身的姿态呈现给世界。
我这粗壮的劳动者的身体挖掘着你
使得儿女从大地的深处跳出。
……
但是复仇的钟点过去，我就爱上了你。
皮肤的肉体，藓苔的肉体，贪婪而坚实的奶汁的肉体。
胸脯的杯子啊！思念的双腿啊！
腹部的玫瑰啊！你缓慢而忧郁的嗓音啊！
——聂鲁达《爱情的诗?1》
我的双唇在她的喉咙
畅饮你的闪烁，纯洁的水，纯洁的光；
在她的腰间我将你逃逝的浪花抱紧，
在燃烧的山后我感到你出生在她的乳房，
在她光滑美丽、隆起的皮肤上。
——阿里桑得雷《天堂的月亮》
玫瑰，玫瑰/ 我在黑夜里看你/ 你是一切的阴影/ 比黑夜还要黑//你
黑色的火焰/ 蜷曲而坚硬/ 犹如马的鬃毛/ 在草原上飞奔/ 从黄昏到
黎明//从黄昏到黎明/ 是挣扎还是舞蹈/ 起伏的曲线/ 短暂的飞翔/
向下流动的血液/ 来自梦中的呼吸 （林白《玫瑰，玫瑰，在一切之上》）
http://sq.hcclib.net/657/viewspace-152
渴望
今晚所有的光只为你照亮
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
久久停留，忧郁从你身体内
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
月亮像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
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
两个白昼夹着一个夜晚
在它们之间，你黑色眼圈
保持着欣喜
怎样的喧嚣堆积成我的身体
无法安慰，感到有某种物体将形成
梦中的墙壁发黑
使你看见三角形泛滥的影子
全身每个毛孔都张开
不可捉摸的意义
星星在夜空毫无人性地闪耀
而你的眼睛装满
来自远古的悲哀和快意
带着心满意足的创痛
你优美的注视中，有着恶魔的力量
使这一刻，成为无法抹掉的记忆
独白
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
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
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
并强化了我的身体
我是软得像水的白色羽毛体
你把我捧在手上，我就容纳这个世界
穿着肉体凡胎，在阳光下
我是如此眩目，是你难以置信
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
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
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
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
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当你走时，我的痛苦
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
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
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
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
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
一片呼救声，灵魂也能伸出手？
大海作为我的血液就能把我
高举到落日脚下，有谁记得我？
但我所记得的，绝不仅仅是一生
生命
你要尽量保持平静
一阵呕吐似的情节
把它的弧形光悬在空中
而我一无所求
身体波澜般起伏
仿佛抵抗整个世界的侵入
把它交给你
这样富有危机的生命、不肯放松的生命
对每天的屠杀视而不见
可怕地从哪一颗星球移来？
液体在陆地放纵，不肯消失
什么样的气流吸进了天空？
这样膨胀的礼物，这么小的宇宙
驻扎着阴沉的力量
一切正在消失，一切透明
但我最秘密的血液被公开
是谁威胁我？
比黑夜更有力地总结人们
在我身体内隐藏着的永恒之物？
火热于1990年的汪国真诗歌，犹如划过天边的流星、诗坛盛开的一现昙花转瞬即逝。好像还没有来得及给诗歌评论界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当代文学界还没有对此作出客观公正的解释与评价。
汪国真（1956——）北京人，祖籍厦门。中学毕业以后进入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学校时，喜读、写诗歌，1985年起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期间一首打油诗《学校一天》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汪国真自称其创作得益于四个人：李商隐、李清照、普希金、狄金森。追求普的抒情、狄的凝炼、李的警策、清的清丽。毕业后，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后任《中国文艺年鉴》编辑部副主任。1990年开始，汪国真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的专栏撰稿人。汪国真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是《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在湖南杂志《年轻人》1984年第10期上发表，后被《青年博览》《青年文摘》转载。
汪国真的诗歌大多篇幅短小，没有宏大的叙事结构，这大概由诗歌的抒情性质所决定的，如《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在诗歌的节奏上比较注意韵律的和谐，讲究句式的整齐押韵，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轻松上口的阅读效果 ；在围绕情感抒发而建构的诗歌意象并不繁复，较为单一与纯净，普通读者都可以感受到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如《感谢》。汪国真的诗在内容上大多取材于日常普通情感的瞬间游思，抒发着普通人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应该如何把持自我的情感，更多带有励志的意味，如《热爱生命》《 假如你不够快乐》《 跨越自己 》《 我不期望回报》《如果生活不够慷慨》《只要明天还在》。
90年代，在诗歌的传播、理论建树和诗歌论争等方面，民间诗歌刊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90年代专门的诗歌刊物如《诗刊》《星星》《诗林》《诗选刊》《诗潮》等仍在继续出版，而民办的诗歌刊物较专业诗刊有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90年代初主要的诗歌民刊有《倾向》（上海）、《反对》《九十年代》（成都）、《现代汉诗》（北京）、《象罔》（成都）、《发现》（北京）、《南方诗志》（上海）、《北回归线》（杭州）、《阵地》（河北平顶山）等以及在海外出版的《一行》《今天》《倾向》等，到90年代中后期，上述刊物有的已经停办。9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民刊主要有《北门杂志》（江苏）、《标准》《偏移》（北京）、《东北亚》（黑龙江）、《葵》（天津）、《刀锋》（湖南）、《小杂志》（北京）《说说唱唱》（上海）、《翼》（北京）、（广州）《诗镜》（四川）、《朋友们》《下半身》《诗江湖》（北京）等。
自90年代以来，当代意义上的“专职诗人”已很少，诗歌批评出现由早先的评论家批评向“诗人批评”转化的趋势。诗人的地位和意义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尴尬和令人质疑，放弃原有的诗人立场，也许是诗人最务实的选择。伊沙的《饿死诗人》也许是最早把握了诗人难逃厄运的宿命。
这些在90年代产生广泛诗学影响的诗学命题主要有：“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中年写作”“口语写作”“叙事性”等。这些诗歌概念主要由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萧开愚、孙文波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提出或引发而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第三代先锋诗人内部的分化。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阵营（立场）之间的关于“诗歌秩序建构”的论争随着世纪末的到来终于以激烈的对立的方式集中体现出来，1999年的“盘峰诗会”“龙脉诗会”是最突出的表现。当诗歌界被虚构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诗歌阵营时，引发了阵营之外诗人写作的担忧与不满，新的诗歌群体概念诸如“另类”“第三条道路”等出现。
在1988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卿、吕贵品编辑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书中，收入唐亚平的“黑色系列”诗五首：《黑色金子》《黑色洞穴》《黑色睡裙》《黑色石头》《黑夜》。这些诗诗以机智而深刻的反讽，来解构男性秩序，维护女性的独立与尊严。
唐亚平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生活方式作出这样的解释：
“我如此孤寂，才如此独立”。我渴望独立自主地生活，渴望生活得真实些、自在些、完美些。我时常感到生活沉重爱情沉重愤世嫉俗的仇恨沉重。沉重压抑得想逃脱又不能逃脱，实在是无处可逃。但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感受并且承受这些份量，就不配活着。
诗歌，是诗人就用诗表现自己。诗歌属于自然、自由和生命。对于诗人来说“诗没有什么理论，只有经验和灵魂”。对于诗人，高贵的素质和智慧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
“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怀疑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的沉湎于诗的旋律”。我作为女性最关心的是活个女性的样子出来。我想占有女人全部的痛苦和幸福。想做好女儿、好妻子、好朋友、好公民。象普通人一样过日子、象上帝一样思考。
伊蕾既是一个现实的叛逆者，也是一位激情奔放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她的诗一改女性诗人的细腻柔婉的诗风，语言泼辣、尖锐，富有力度。那种宣叙直白的语调，率性、自然、真诚，而瀑布般的铺排语式，更是一泻而下，不仅再现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情态，而且对女性的现实处境和传统的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也给予了强有力的冲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终于出现翟永明的《女人》、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等诗（组），这些脍炙人口的表现女性题材、女性意识的佳作，透露出一个新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昭示着中国诗歌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中华大地上大面积出现女性诗歌，女性诗歌呈现出别有思想深度、别有审美意趣的整体风貌；女性诗歌、女性意识，耸起一片女性诗歌的森林。
翟永明（1955—），生于四川成都。已出版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黑夜中的素歌》《翟永明诗集》等。如果说舒婷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那么翟永明无疑是一个男权中心文化模式的反抗者，当然翟永明的反抗又有别于伊蕾的大胆越轨般的惊世骇俗的呐喊。
《独白》诗人说：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
《母亲》中诗人甚至以怨恨的口吻写母亲：听到这世界的声音，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我被遗弃在世上，只身一人……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活着为了活着，我自取灭亡，以对抗亘古已久的爱。
继《女人》之后，诗人又先后完成了《静安庄》（1985年）《人生在世》（1986年）《死亡的图案》（1987年）《称之为一切》（1988年）《颜色中的颜色》（1989年）等一系列组诗或长诗，继续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个体生命的成长及其精神历程，揭示了女性生命的存在情态及其历史。创作于90年代初的《我策马扬鞭》《土拨鼠》《咖啡馆之歌》等都被认为是女性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翟永明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
《帕斯捷尔纳克》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尼撒曲的振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来旅欧期间写作《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1996年之后，以《伦敦随笔》《挽歌》为代表，又开始诗歌的新的探索。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于1989年他的两位挚友优秀诗人海子、骆一禾的相继辞世，他的长诗《致敬》（1992）、《虚构的家谱》（1993）等标志性作品，被公认为中国90年代优秀诗歌之作。20年来西川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诗歌创作激情，他的诗歌创作中总是表现出深厚的学识修养、对基本价值的坚守、对思想感情的节制与内敛。
2004年西川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启明星奖。评选委员会的授奖辞：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
新传统主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新传统主义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代表人物：廖亦武、欧阳江河。与整体主义诗人受杨炼等的影响相似，廖亦武、欧阳江河创作了《巨匠》《大循环》“先知三部曲”（《死城》《黄城》《幻城》）、《悬棺》等“现代史诗”。
九、极端主义
创立于1985年，主要成员有：梁晓明、余刚、王正云、李浙烽等。极端主义者认为：极端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专横主义，它只奚落或重视自己，外界始终是它的房子。你可以找到它的存在讯息，却永远不是它本身。他的头始终在天空中注视日球的升落，它的脚却始终在大地上移动。它一感到自己的今天和昨天没什么变化，便要感到烦闷。
极端主义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创新主义，它崇尚大自然的生长方式，文明对于它不过是一件破衣服。
极端主义者认为，诗歌必须从虚无中走出来，回到最基本的层次。而画面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反语也是。含混也是。
十、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
创立于1983年夏，主要成员有：宁可、藏剑、任贝、张锋、傅浩、徐德华、诸学伟、袁建明等。
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认为，诗歌不是逃离，而是回到生活的手段。十一、撒娇派
创立于1985年春，主要成员有：京不特、锈容、胖山、软发、土烧、撒撒、泡里根、流布流、男爵等。
撒娇宣言摘录：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我们都是中国人，试试看，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十二、大学生诗派
创立于1982—1985年，大学生诗派”主要作者为78级—80级的大学生，如韩东、于坚、王寅、封新成等，它的最早雏形源于甘肃《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专栏，那里曾聚集了一批当时各大学的诗歌领袖。1985年由尚仲敏、燕晓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正式提出明确诗歌主张，标志着这一群体的形成。1984—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论著，引发了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立足于新生代诗人所诞生和活动的这一大的文学背景，不难理解新生代诗歌的构成庞杂、价值多元的特征。
他们文学社成立于1984年冬的南京。主要代表人物有：韩东、于坚、丁当、小君、吕德安、王寅、小海、普珉、陆忆敏、于小韦等。主要刊物是《他们》，
三、海上诗群
海上诗群成立于1984年秋天，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慢流、孟浪、王寅、海客、郁郁、折声、古代、陈东东、陆忆敏、天游、韵钟、冰释之、赤峰、舟子等。代表诗人是孟浪、郁郁和陈东东。组织的诗社有《海上》《大陆》《撒娇》等。。“海上”这一名称，来源于“上海”的“被推了过来”所暗示的孤独：或者正向岸靠近，或者正在远离，而诗，是他们脚下的船，一种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写城市日常生活的荒诞、人的孤独。死亡是他们经常涉及的主题。另外，怀旧作为一种“逃离”或“自救”的方式，也普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四、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成立于1984年，1986年宣布解散。主要诞生地是四川小城南充。主要成员有万夏、胡玉、二毛、袁媛、刘永馨、胡冬、梁乐、柳箭、马松、李亚伟等。。“莽汉主义”就是“中国的流浪汉诗歌、现代汉语的行吟诗歌”。作者以“反文化”自居，自称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代表作品有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李亚伟的《中文系》《我是中国》等。
五、圆明园诗群
在北岛们的“今天”离散之后，圆明园的废墟之上，曾经有一群北京的青年诗人重新聚集了起来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刑天、大仙、殷龙龙、代杰等，代表作品有黑大春的《白洋淀的献诗》等。
六、星期五诗群
星期五诗群成立于1982年，主要成员有吕德安、金海曙、曾宏、林如心、鲁亢、卓美辉等。
七、四川的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创立于1984年7月。主要成员有：石光华、杨远宏、刘太亨、张渝、宋渠、宋炜等。在诗歌方法、取材等方面受到杨炼等的影响。不少诗人喜欢写作有若干章节的庞大的“现代史诗”，如宋渠、宋炜的《大佛》《大曰是》，石光华的《呓鹰》等。
整体主义的艺术主张集中体现在艺术宣言中：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在于它不断地将人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状态。无论这种状态是生命自身的回忆，还是对于无限的可能性那种深刻的梦想，都将人投入了智慧的极限，即情感的、思辨的、感觉的，甚至黑暗河流底部潜意识的等各种灵性形式聚合成的透明的意识，这种状态同时又显示为既无限孤独又无限开放、既内在于心灵又外在于心灵的生命体验。对于这体验而言，所谓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宇宙、瞬间与永恒……等逻辑主义或语言学的分析范畴，都将因丧失确定对应而被艺术拒绝。在艺术建构的历史中，这种体验必然地显示为自洽而自在的实境，并以此与人的完善、与整体性存在同构，完成宇宙、人、艺术三者的认同，使生命逾越海德格尔所绝望的完整的孤寂。作为具体存在的个人，亦将通过进入和领悟这种艺术的实境，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主观性，获得直接向生命存在开放、向整体趋近、生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蕴结构中，人表现为自身创造的过程，艺术活动也才彻底地被把握为纯粹的创造。
因此，整体主义艺术不排斥任何形式和方法的艺术向度，它只是要求任何艺术实在结构都应该从经验的、思想的、语义的世界内部，指向非表现的生命的领悟——深邃而空灵的存在。
孤立得太久， 终于在这一年揭杆而起
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
撒一泡尿 ，使分行排列的中国
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
自吹自擂的一代，把自己宣布为一次革命
自下而上的暴动；在词语的界限之内
砸碎旧世界，捏造出许多稀有的名词和动词
往自己脸上抹黑或贴金，都没有人鼓掌
第三代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金光很大
长期在江湖上，写一流的诗，读二流的书
玩三流的女人。作为黑道人物而扬名立万
自有慧眼识英雄，耀帮哥们儿一句话
第三代诗人从地下走到地上，面色惨白
坐在宣传部会议厅里，唱支山歌给党听
吐出一肚子苦水和酸水。士为知己者死
不该死的先走了，第三代诗人悲痛欲绝
发誓继承耀帮哥们儿遗志，坚决自由到底
第三代诗人由此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学着说粗话，玩世不恭，骂他妈的
上层的天空在中国变来变去，第三代诗人
时常伤风感冒，变得十分敏感和谨慎
太多的禁忌不能说，唯一的逃避是诗
第三代诗人换上干净的衣服，在象牙的表面
做没有规则的游戏，远离心脏和血肉
或者模仿古人的形式，用月光写诗，用菊花
写诗，写一些很精致的文字，从红色
向白色，热情逐渐递减，减至语言的零度
第三代诗人活得很清苦，食人间烟火
说普通话，在茶馆里坐着品茶，喜欢有
茉莉花的那一种。马克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
第三代诗人靠老婆养活，为人类写作
因而问心无愧。打破婚姻铁饭碗
第三代诗人犯过许多美丽的错误
后于弗洛伊德深入女人的舌尖和阴道
在想象中消耗太多的精气，结果阳气大亏
第三代热爱部分的毛泽东，一种农民的朴实
和冲动。在诗中改朝换代的野心是不自觉的
只是感到有屁要放便放出来，香花毒草由他去
被臆想的根羁绊着。抽刀断水，或者
把它暴露得更加粗大，以证明血统的纯正
第三代读老庄，读易经，倾向于神秘主义
或故作神秘主义。
第二编主要展示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诗歌流派——四川的九行诗、黑龙江的体验诗、江苏的日常主义、北京的北京四人、上海的主观意象、江苏的东方人诗派、贵州的生活方式、北京的男性独白、江苏新口语、江苏的超感觉诗、湖南的悲愤诗人、浙江的咖啡夜、湖北的野牛诗、福建的超越派、吉林的八点钟诗派、四川的自由魂、吉林的超低空飞行主义、江苏的阐释俱乐部、吉林的特种兵、贵州的情绪哲学、北京的超前意识、四川的“无”派、江苏的色彩派、江苏的呼吸派、湖南的裂变、福建的新大陆、云南的黄昏主义、山西的太极诗、江苏的新自然主义、陕西的后客观、吉林的霹雳诗、河南的三脚猫、四川的群岩突破主义、湖北的离心原则、贵州的四方盒子、吉林的迷宗诗、北京的情绪诗、安徽的病房意识、四川的莫名其妙、北京的求道诗、浙江的卦诗、上海的情绪流、四川的新感觉派、深圳的边缘诗群、北京的西川体、浙江的现代诗歌、福建的大浪潮现代诗学会、安徽的世纪末、深圳的游离者、四川的四川七君、广东的小城诗派、湖南的东方整体思维空间、上海的城市诗、西藏的雪海诗派等；
第三编从地域的角度将第三代诗人加以划分，主要划分为西北、华北、华东、东北、西南、中南等几大地域。
与朦胧诗的发生地及活动中心以北京为中心不同，作为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他们主要分布于南方，主要指江浙的南京、上海和西南的云贵川，尤其是四川，四川被人们称为“第三代的策源地”。他们在诗歌领域进行着广泛的实验性写作，其作品主要在自办的民刊上出现。第三代诗人以流派团伙行动的诗歌言说方式，一直延续到极具个人化写作的90年代。
代表性作品有周伦佑的《自由方块》《头像》、杨黎的《冷风景》《高处》、何小竹的《组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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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983年前后，作为整体出现的诗歌群体普遍分化：大部分复出的诗人诗歌题材、创作激情、艺术创新后继乏力；朦胧诗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既借助朦胧诗的势能，又叛离朦胧诗的“更年轻的一代”（第三代诗人）正在崛起。 “第三代诗人”又可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人”“后崛起”“当代实验诗”“后新诗潮”“后朦胧诗”“后现代”等）：这是比朦胧诗派年龄更为年轻的活跃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的一批诗人，他们大都出生于60年代，以50年代的第一代诗歌和“文革”中诞生的第二代诗歌（即朦胧诗）作为反叛对象，其诗歌的总体特征是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在语言实验方面表现为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代表人物有韩东、于坚、伊沙、周伦佑、李亚伟等，（没有明确诗派的海子、王家新、西川等也属于这一代诗人），他们被关注始于1984年向朦胧诗宣战之时。他们是遍及全国各地以民间群落形式自办诗刊诗报的“大学生诗派”，诗人们在于坚、韩东等的率领下，在与朦胧诗派的激烈交锋中纷纷喊出“PASS舒婷”“打倒北岛”的口号。他们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
要想从根本上摆脱神性的统治，不能指望跟神讲理，再没有比将神作废更简单、更容易、也更快捷有效的了；同理，如果断定不能在一场比赛里取胜，与其跟裁判再三求情，再没有比从根本上将这场比赛完全取消来得更便捷、更有效、也更大快人心的了。
任何民族的强大都是文化的强大；任何民族的衰落，也一定是文化的衰落，正是文化的这种克隆的作用，使任何生活的副本都保持了与正本一样的有效性、同构性和外观的相似性。
没有文化上的“无产阶级”对价值的“变构”和“颠覆”。